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要抓住这个总目标，起一个领头作用，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目标来展开和推进。”这是党中央根据新疆形势和全国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对于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这一论断，体现了当前新疆局势发展变化的迫切要求。
一个时期以来，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呈多发频发势头，从2013年发生的巴楚“4·23”事件，到今年发生的昆明“3·01”事件、乌鲁木齐“5·22”事件，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而且其活动正在从新疆向内地蔓延，已经影响到全国大局的稳定。导致新疆暴力恐怖活动呈活跃态势的主要原因，是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升温，从北非到西亚、南亚形成了恐怖活动的弧形地带，盘踞在中亚的“三股势力”活跃，新疆正处在这一弧形地带当中。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越来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实施的战略牵制和干扰都在加剧。新疆历来是西方国家染指、侵略、争夺的重点，现在他们更是把新疆作为西化、分化我国的一个突破口，不断加大对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支持力度，加紧对新疆进行渗透、分裂、破坏、颠覆活动。
因此，中央明确提出，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形势逼人，不容丝毫麻痹；情况紧急，不容须臾懈怠。从新疆来看，不打败“三股势力”的挑战，新疆就不得安宁，发展就没有良好环境，各族群众就不能安居乐业。从全国来看，不打败“三股势力”的挑战，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冲击，各族人民大团结就会受到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会受到影响。
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抓住急务要务，重点突破。我们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上来，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群众，深入开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齐心协力打好防恐维稳这场硬仗，通过维护稳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这一论断，体现了中央对新疆工作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同全国一样，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疆还存在一个特殊矛盾，即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宗教极端思想的存在，长期以来，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一直不绝。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亚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并建立分裂中国领土的政权，沙俄则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1933年，“东突”分裂势力建立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上世纪40年代，“三区革命”后，新疆围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上世纪50年代，新疆发生了一系列叛乱暴乱等重大事件，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相当激烈。1962年，发生了伊塔事件，1968年，“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在南疆煽动叛乱，1969年，南疆阿洪诺夫集团煽动暴乱。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斗争更是接连发生。历史和现实表明，新疆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根深蒂固，现阶段这个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复杂。
正是在科学分析形势、深刻把握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这一特殊矛盾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提出，新疆工作做得好不好，衡量的标准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是要看反分裂斗争搞得怎么样，是不是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而新疆的反分裂斗争搞得怎么样，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最根本的是教育引导群众、争取凝聚人心。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打击敌人和教育群众两手都要硬，一个不能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心病还需心药医。对新疆来说，这副‘心药’就是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就是中华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用这味药扶正祛邪、健体强心。”我们必须以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为重点，大力加强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旗帜鲜明地批判“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错误思潮，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筑牢新疆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这一论断，体现了中央治疆理念和思路的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对的，但不能认为发展起来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稳定和发展历来是新疆工作的两大主题。做好新疆工作，处理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特别重要。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离开了发展，稳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0年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任务。4年来，在中央和全国的支持下，经过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最好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2013年达8510亿元，翻了近一番，增速由全国第30位提升到第7位；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30%，翻了1.5番，达到1128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4%和11.2%。从这些数据来看，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民生改善不可谓不大，但恰恰是这几年，新疆暴力恐怖活动明显呈多发频发趋势，而且危害范围日益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重。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长治久安，不能用发展问题代替稳定问题。经济发展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另一方面说明，如果经济发展不能紧贴民生、惠及当地，如果发展成果不能公平地为各族群众共享，如果只见物不见人或者重物质轻精神，如果以巨大的资源环境为代价，不仅实现不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而且会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
此外，“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联系民族工作实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强调国家要多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物质利益。不可否认，现阶段，发展的确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关键，但如果认为只要发展了就能解决民族问题，就能实现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那肯定是片面的。解决民族问题离不开经济发展，但更需要尊重、平等和信任，更需要社会公平正义等软实力。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切实把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来，统筹谋划部署各领域各方面工作。这一决策是战略性的，体现了党中央对发展与稳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对新疆工作特殊性的深刻把握，体现了党中央在治疆理念和思路上的与时俱进、发展完善。作出这样的战略决策，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新疆工作，包括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真正有效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这一论断，体现了中央对新疆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并不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不重要了，可以放松了。恰恰相反，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础，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问题在于，在新疆抓发展不能简单化，不能简单地照搬内地的思路和做法，必须从新疆的实际情况出发，紧紧围绕改善民生、争取人心这个根本，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服务。脱离了这个目标，新疆的发展就失去了根本，发展得越快带来的问题可能更多。
着眼于长治久安的发展，是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强大支撑，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保证。只有把发展同稳定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整体上更加有力有效地做好新疆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定位不是弱化了，而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围绕稳定谋发展，通过发展促稳定，做到稳定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一定要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让新疆发展体现新要求，开创新局面；要更加重视贴近百姓，有利于改善民生、赢得民心；更加重视惠及当地，有利于带动地方经济和财力增长；更加重视保护环境，有利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重视改革开放，有利于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和繁荣进步。通过推进参与式发展、包容性发展、融合式发展，让发展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好地惠及新疆各族群众，促进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
二：这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七个特点
(一)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经济得以继续维持较高增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呈相互带动、梯次发展的态势。
2007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近4%的增速。美国经济稳中有落，2006年美出口额被德超越，信息化指标不及北欧，次贷危机使美经济优势不断被侵蚀和分解，其负面影响还在扩大。主要西方国家面临工业化以来最强烈的外部竞争。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舞台。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欧亚大陆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2%，累积财富总量是美国的一倍，2006年“新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较2003年增加近一倍。同时，占世界人口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得到加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0%。
(二)随着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推广，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业呈“爆炸式增长”。
巨额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投机，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害，发达国家也难独善其身。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最新报告，全球金融业的核心资产总额已达14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进一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体。银行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42%下降到2005年的27%，金融资产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平均跃升至330%。“经济金融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
(三)国际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流动性增强，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形成全球市场。
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未来1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7亿人口进入全球劳工市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资源配置中合理及不合理的部分进一步显现，不均衡的全球增长模式正在塑造新全球经济格局。从总体看，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使生产要素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从国别看，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和社会成本分布严重失衡，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在扩大，输家与赢家的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回报连创新高，劳动回报则越来越低，导致国家间不平等。发达国家主导当前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国际分工体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3/4，经济总量只占1/4。黑非洲至少要到2047年才能成功脱贫。在北方阵营，美欧日是国际经济三大支柱，但由于美国奉行经济单边主义，企图垄断国际经济决策，三方经济利益摩擦时有发生。南方阵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诉求和利益关注点发生重大分化，多元化现象明显，南南合作呈现高度复杂性。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具体，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东亚、拉美、独联体国家经济全面提速，非洲、中东地区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明显下降，对自身能源、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意识强化，一些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贸易结构多元化。“金砖四国”、“新钻11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为未来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按汇率计算，今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晋升世界经济12强。2001年~2007年，中、俄、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引资、外汇储备和股市总值排行榜上的名次平均跃升四个位次。亚洲国家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93年的25.5%减少到目前的16.5%。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投资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亚洲内部以及亚洲对非洲的投资。目前，世界外汇储备总额高达5.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近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将部分外汇储备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对外投资，金额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和跨国并购，有关动向将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五)南北国家有关发展模式的交融与交叉增多，经济领域多边协调渐成趋势，新兴大国加速崛起，经济力量加速“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利用，南北关系呈繁芜交织的状态。俄罗斯迅速复兴和印度加快振兴，打破了冷战后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新兴大国崛起的第一梯队。一批发展中国家迈入或走近经济次大国行列，对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及贸易自由化的需要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有所增多，双方相互依存有所加深，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增。“G8(八国集团)+
(六)各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跨国投资重趋活跃，自贸区谈判方兴未艾，通过自贸协定等形式，新兴力量与传统大国结成经济联盟成为时尚。
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有关国家以区域发展为依托，为减缓经济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区域经济合作、区域集团化趋势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并行不悖。这种总体上良性的经贸互动推动了政治上的良性发展，大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东亚、拉美、非洲等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势头加强，成为联系不同地区之间合作网络的重要纽带。巴西、印度、南非已建立三国合作框架，亚洲与非洲，亚洲与拉美，拉美与中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均试图通过强强联合、强弱互补的模式加快区域集团建设，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谋求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全面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借东扩之机加快区内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拉美两大经济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宣布加快自由贸易谈判，东亚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未来国际经济关系将逐渐由国家之间的较量和竞争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围绕全球经贸政策、金融体制的斗争与协调将主要在经济集团之间展开。
(七)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能源格局调整步伐加快，对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一些资源大国特别是油气资源富集的国家把握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良机，不仅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同时提升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和阿联酋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中平均前移了三个位次。一些石油生产国加强了对国内石油资源的控制，减少了发达国家对其石油资源的掌控。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将能源作为国际斗争的主要筹码，公开向美“叫板”。美国目前控制着中亚、中东、西非和北美的世界近70%的石油资源。全球能源战略格局明显向美倾斜，但在世界能源市场格局方面，俄罗斯影响举足轻重，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战略影响不可低估。日本努力稳定传统石油来源，并积极拓展新渠道。欧盟等国积极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并寻求能源合作。随着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和繁荣，各方对能源的依赖将与日俱增。围绕油气资源、运输管道和市场价格等，美、欧、日等大国还将展开激烈的国际能源争夺战。同时，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对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及对能源安全的追求，相关能源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打破了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能源产业中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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